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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苏轼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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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轼在文、诗、词三方面都达到了极高的造诣,堪称宋代文学最高成就的代表。而且苏轼的创造性活动不局限于文学,他在书法、绘画等领域内的成就都很突出,对医药、烹饪、水利等技艺也有所贡献。

  苏轼在当时文坛上享有巨大的声誉,他继承了欧阳修的精神,十分重视发现和培养文学人才。当时就有许多青年作家众星拱月似的围绕在他周围,其中成就较大的有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四人,合称“苏门四学士”。

  在后代文人的心目中,苏轼是一位天才的文学巨匠,人们争相从苏轼的作品中汲取营养。在金国和南宋对峙的时代,苏轼在南北两方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诗不但影响有宋一代的诗歌,而且对明代的公安派诗人和清初的宋诗派诗人有重要的启迪。苏轼的词体解放精神直接为南宋辛派词人所继承,形成了与婉约词平分秋色的豪放词派,其影响一直波及清代陈维崧等人。

  苏轼的散文,尤其是他的小品文,是明代标举独抒性灵的公安派散文的艺术渊源,直到清代袁枚、郑燮的散文中仍可时见苏文的影响。

  苏轼还以和蔼可亲、幽默机智的形象留存在后代普通人民心目中。他在各地的游踪,他在生活中的各种发明都是后人喜爱的话题。在宋代作家中,就受到后人广泛喜爱的程度而言,苏轼是无与伦比的。

  《游金山寺》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全诗二十二句,大致可分三个层次。前八句写金山寺山水形胜,中间十句写登眺所见黄昏夕阳和深夜炬火的江景,末四句抒发此游的感喟。

  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年),苏轼在京城任殿中丞直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判官。当时王安石秉政,大力推行新法。

  熙宁四年(1071年),乃有通判杭州的任命,苏轼当时三十六岁。途经镇江,他曾到城外长江中的金山寺,拜访了宝觉、圆通二位长老,二者盛情款待,盛情难怯,苏轼宿在寺中,半夜得以观赏江上夜景,不由得浮想联翩,写下了这首七言古诗。

  《春宵》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的诗作。全篇语言明白如话,而立意深沉含蓄,耐人寻味,其中“春宵一刻值千金”更成为千古传诵的名句。

  春天的夜晚因短暂而更加珍贵。花儿散发着丝丝缕缕的清香,月光在花下投射出朦胧的阴影。楼台深处,富贵人家还在轻歌曼舞,那轻轻的歌声和管乐声还不时地弥散于醉人的夜色中。夜已经很深了,挂着秋千的庭院已是一片寂静。

  展开全部苏东坡是中国文学发展到成熟时期孕育的一位旷世奇才。每一位中国人提起他都会漾起会心而自豪的微笑,想起他的坚贞坦荡的品格和乐观旷达的人生态度。他忧患的一生,留下二千多首诗、三百多首词和卷帙浩繁的散文作品,大大超越了同辈作家,是一位高产作家。他深得艺术要旨,散文、诗词、书法、绘画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他占据了北宋文坛的颠峰,取得了同代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苏东坡,字子瞻,初字和仲,北宋眉州人。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1036),卒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享年六十六岁。苏东坡出生于富有文学气氛的地主家庭,自幼受到良好庭训。他饱读浩瀚的文史著作,学以致用,落笔行文随意生发,为以后显赫的文名打下了基础。进入仕途后,便在党争的漩涡中沉浮起落,被长期外放。贬谪期间和下层劳动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具有非常坎坷的经历,为创作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素材。苏东坡的思想比较复杂,儒释道思想都对他产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随着境遇的变化,常常充满出世与入世的矛盾,但贯穿其一生的是“有为而作”的儒家思想。佛老思想在他的晚年常有显现,流露出达观狂放、忘情个人得失的倾向。正由于有这样坎坷的人生,有这样复杂的思想,他才可能有这样极具个性的作品。本文试图从他的诗词及文论几方面阐述其重要成就,从而对他的历史地位作出一点评判。

  作为“北宋四大家”之一的苏东坡,他的诗歌和同时代的其它诗人相比,内容更丰富,题材更广阔。他前学杜、韩,近效欧、梅,晚年更爱陶诗。这些诗清新豪健,语言畅达,抒发了作者的生活感受,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艺术见解。

  苏东坡一生从政,主张“有为而作”,创作了不少政治讽刺诗,希望“以诗托讽,庶有补于国”。他敢于揭露社会矛盾和政治弊病,反映下层人民的一些苦难生活。如《吴中田妇叹》描绘了农民的悲惨境遇:“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他不但为穷迫的人民呐喊,而且从儒家的思想出发,干预政治、指斥时弊,即使是身陷囹圄,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荔枝叹》中写道“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前载”,它比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加直露和尖锐,甚至指名道姓的说“前丁后蔡相笼加,争相买宠各出意”,把他们比做李林甫,“至今欲食林甫肉”,真是一针见血、痛快淋漓。这些诗曾引起过当时和后人的不少议论,说其“好骂”、“多怨刺”,其实这是由苏东坡的创作个性和“慷慨疾恶”的人生态度所决定的。

  苏东坡诗里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是那些抒发个人情感和歌咏自然景物的诗歌。他的咏物组诗《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借助京师园中萱草、竹、芦、病榴、葡萄等十一种植物,抒发情感,阐明道理。他的七绝《东栏梨花》“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蕴满城。惆怅东栏二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描写了梨花开放的盛况,借梨花抒写了人生短暂的感慨。他将信手拈来的一草一木,随物赋形,非常自由地表达自己独特的感受。

  “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直送江入海。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悉畏晚寻归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倾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日时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尺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己,有田不归如江水。”

  这是诗人经过镇江金山寺时写的。诗人描绘了白天、傍晚、黑夜三个不同时辰的不同景象,以江水为纽带,注入作者思乡之情。在诗人的眼中,白天见到的丈高浪潮,失去了惊心动魄的晚霞、江景,失去了绚丽与恬静,成了激发自己羁旅之愁的催化剂。黑夜见到的月色、怪火,也失去了迷幻、神奇,成了令人胆颤心惊的怪异。总之,由于思乡情切,金山寺的一切瑰丽景象,在作者心目中都成了哀景,所以此诗句句写景,却处处非常自然的流露了对宦游的厌倦情绪。

  苏东坡是一位画家,造诣很深,能以诗入画。他写的题画诗各有特色:《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叙述和抒情相结合,《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只是状物写景,《题李世南所画〈秋景〉二首》、《书晁补之所藏与可画作》叙述和说理相结合,最有特点的要数古诗《王维、吴道子画》了: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祗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融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这其实是一篇文艺评论。它精辟的品评了王、吴两人画幅的特点,提出自己的许多独到见解:画作不但要如“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而且要如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诗人首先展示了两位画家不同风格的两幅画作,然后再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观点,使读者读之不味,诗意盎然,决然不同于面目可憎的说理诗。

  苏东坡的诗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除了清新刚健外,也写了一些平和枯淡的作品。他谪居儋州时一些描写窘迫生活,却显露一股旷达心绪的作品。如《新居》:

  “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

  他晚年心崇陶潜,写了一些和陶诗,如《和陶贫士七首》、《和陶游斜川》、《和陶杂诗十一首》等。这些诗都体现了作者天人合一,物我两忘,性灵得以完全解放的境界。

  苏东坡诗歌总的艺术特色是自然奔放,挥洒自如,而他的这一特色又带着宋代诗歌的时代特点。宋诗的总体特点是“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严羽《沧浪诗话》)这也是宋诗区别于唐诗的地方。唐诗已经抢占了诗歌的至高点,要想能有所发展,必须另辟蹊径,苏东坡追求自由地表达,自然就有了这种诗歌创作的尝试。

  “以文为诗”是指苏诗的散文化倾向,他把散文的一些手法、章法、句法和字法引入诗中,常常用直叙和铺陈排比的手法,如《新城道中》“西崦人家应最乐,煮葵烧笋饷春耕”等句,虽然是一些平淡的叙述性语言,可是其间伴随首具体的、感性的描绘,因此仍然充满诗意。在苏东坡的古体诗中通常是用散文化的结构,如《王维、吴道子画》、《白水山佛迹岩》等,在布局谋篇上讲究变化多端而又脉络分明,颇见艺术匠心。但散文化的句法和字法有时也削弱了诗歌语言的精炼和形象性。

  苏诗的另一个特点是议论化。结合形象融入有感情的议论,对抒写的自由和行文的流畅有所帮助。《和子由渑池怀旧》“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颇具理趣的指出了人生的暂短性、流逝性,虽有议论成分,然而由于比喻贴切,却不会令人生厌。苏东坡的哲理诗则是哲理和形象的结合,理和情的统一,在艺术上独树一帜。如《题西林壁》“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就借庐山景,引发了一个令人深省的哲理:“当事者迷,旁观者清。”

  “以才学为诗”是苏诗的第三个特色。典故可以增加诗歌内涵,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苏东坡能够把典故运用自如恰当,而且往往语意翻新。如《祭常山回小猎》中“圣朝若用西凉薄,白羽犹能效一挥”就贴切地运用了谢艾事,以此表明自己为国效忠的激情。在苏诗中象这种用典是比比皆是。苏东坡还善于化用前人诗句,巧妙贴切,了无痕迹,如“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杳杳天低鹘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都是他巧用、妙用前人诗意成功例子。可能他的诗歌有时过分逞才使气,重复用典,却削弱了诗歌的感染力。

  在《吹剑录》中记载了这样一段佚事“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正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唱‘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东坡为之绝倒。”在当时该幕士真是眼光独到,一言说出了两种不同风格的词派特点。明代张诞说“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婉约者欲其情酝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亦存乎其人,如秦少游之作,多是婉约;苏子瞻之作,多是豪放。”(《诗余图谱》)这已经肯定了两种词体并存的局面,不存在贬此褒彼的问题。苏东坡的贡献就是在词的领域开创了豪放派。

  苏东坡的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以诗入词,使词从花间尊前步入广阔的社会人生,可以像诗文一样表现更广泛的内容,怀古、咏史、谈禅、说理、记游、言志、感时伤世无所不包。他的一些词抒发了爱国激情和政治抱负,如《沁园春》(孤馆表灯)“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书生意气,慷慨激昂,抒发自己抱国之志。苏东坡还写了一些怀古词,都是有感而发,将历史人物和事件与自身遭遇糅合为一体,表达自己壮志难酬的牢骚。如向来被认为最能表现其风格的《念奴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前者描写赤壁战场的雄奇景色,借古代英雄感叹自身的失意;后者借助琼楼玉宇的想象,通过“高处不胜寒”的天上与人间现实对比,反映作者对现实不满,想要超脱尘世,却依然热爱人生的矛盾。这两词表现了苏东坡洒落的襟怀和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苏东坡的词中还有一部分词是咏物的。如著名的《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咏杨花,《南乡子》(寒雀满疏篱)咏梅,《贺新郎》(乳燕飞华屋)咏榴花,《蝶恋花》(春事阑珊芳草歇)咏芳草,《减字木兰花》(双龙对起)咏松,《浣溪沙》(菊暗荷枯一夜霜)咏橘等。农村题材也首先由苏东坡带入词中,如在徐州时写的一组《浣溪沙》塑造了农夫的一系列形象,提示了下层劳动者淳朴善良的品格,对秀丽迷人的田园风光和充满乡土气息的民间风情加以生动描绘。另外苏东坡的悼妻词《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怀弟词《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别友词《南乡子》(回首乱山横)等,也都表现出词人真挚、博爱的情怀,从另一个侧面补充和完善了词的言情功能。

  苏东坡的词还提高了词的品位。在苏东坡之前,词是作为音乐的附庸,从花间以来,就被视为“卑体”,始终没有能摆脱“艳曲”的束缚,苏东坡首先冲破“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把诗的题材引入词中,使词发展为既可言情,又可言志,庄媚兼有的文体,从而在根本上提高了词的品位。如前所述的《江城子》、《念奴娇》等篇一改软媚的旧习,气象高华,境界开阔,足与历来言志诗、怀古诗相匹配。其次,苏东坡还把“理趣”引入词中,提示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使词不但有景的描绘,情的抒发,而且还上升到理的境界。所以,王灼曰:“苏东坡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在词与声律的关系上,苏东坡主张词依声律,但是为了适应所表达的内容,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打破原来声律的限制。李清照说苏东坡的词“句读不葺之诗,又往往不协音律”。确实的,坡公之词多有不合声律之处,这是因为苏东坡作词更注重它本身的文学性,使它真正能摆脱乐曲的束缚,发展为一种纯文学的抒情诗体,为他的独立发展开辟道路。还是陆放翁了解他,说坡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说其不足,实为一大功绩。

  苏东坡不但开豪放派先河,而且他对婉约派的发展也是很有贡献的。他的《洞仙歌》(冰肌玉骨)描绘了一个宁静清凉而又飘逸的境界,刻画了一对情人携手并肩共乐良宵美景的形象,格调明丽清新;《贺新郎》(乳燕飞华屋)极写了美人仪容风采,温婉细腻;《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继承用香草美人寄托君国之思的表现方法,情感幽怨缠绵。这些词极尽婉约风采,又“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除却苏东坡,又谁人能及呢?

  苏词的表现方法多样,不仅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议论入词,其成功之作,能够把议论、抒情、写景、状物糅为一体。他的长调继承柳永的优点,以铺叙见长;小令则能够温婉蕴藉。他的语言和诗歌一样善于用典,善用前人诗句、诗意,关合体切、了无痕迹。

  苏东坡是继欧阳修之后宋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的杰出散文作品樗着从西魏发端,历经唐宋的古文运动的胜利。他的重大贡献在于和欧阳修建立了一种稳定而成熟的散文风格:平易自然,婉转流畅。这比之于唐代散文更易于叙事、说理和抒情,成为后世散文家学习的主要楷模。

  宋代的古文运动除了争论“文”和“道”的关系,还有古文创作的标准问题:是“难”还是“易”,是“奇”还是“平”。苏东坡反对当时的两种不良文风——柔靡浮艳文风和艰涩怪僻文风,大力提倡“自然”、“畅达”的散文形式,并且身体为行。正如他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所说的“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他丰富了散文的样式,众体兼备,传、赋、论、序、铭、随笔等各种体裁都能写得随心所欲、情趣盎然、摇曳生姿。

  苏东坡的赋继承传统“极尽铺张之能事”的特点,并加以发展,使它更加散文化。他的前后《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了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的人生感慨。通过客与主的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的哲理,表现作者在政治上受挫折时的苦闷心情和洒脱姿态。作者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做法,又屏弃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骈俪的文风,融叙事、写景、抒情于一炉,象是一篇篇美妙绝伦的散文诗。他的寓言小赋《黠鼠赋》是比较特殊的一篇。此赋先叙述黠鼠诈死脱生的事件,感叹“乌在其为智也?”继而“私念其故”领悟出人之所以被老鼠欺骗,是因为“不一于汝,而二于物”。小小短赋,文势跌宕,寓意深刻,语言幽默生动,是其赋中佳作。

  苏东坡的史论和政论纵横恣肆,旁征博引,极富纵横家之气。他早年应“制举”时所写的《进策》、《进论》等文章,总结历史教训,针对当前社会现实提出意见,反映也他积极的人生态度和敏锐的洞察力。如政论文《教战守》,作者针对社会现状,着重陈述了“知安而不知危,能逸而不能劳”的危害之大,并且救治的办法“尊沿武勇,讲习兵法”,教民习武。全文气势磅礴,滔滔雄辩,引证史实,气象恢弘。他的折奏《上神宗皇帝书》向神宗提出“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三项建议,希望能取消王安石新法。在论证过程中,析理详尽,层次分明,结构缜密,如“臣之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臣之所愿存纲纪者,此之谓也”三个句子醒目的标出了文章的三个层次。他的史论《贾谊论》、《平王论》、《留侯论》、《商鞅论》等在剖析史实的基础上,或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虽然有些观点偏颇了点,内容流于空泛,但是写作技巧上尚可仿效。后来苏东坡受实际政治的锻炼,议论就更切于实事。

  苏东坡的记、传、书序和祭文比他的史论、政论更有文学价值。他的亭台堂阁记,打破一般先叙事、次描写、后议论的格局,三种成分按照主题需要而错杂使用,变化莫测。如《凌虚台记》、《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篇,主题类似而结构不同,三种成分的配置各极其妙。他的山水游记善于表现对自然景物的赏会和对人生哲理的领悟,如黄州时期的《记承天寺夜游》、《记游定惠院》;惠州时期的《记游松风亭》、《记游白水岩迹》;儋州时期的《书上元夜游》。他的人物传记常常突破文体的限制,灵活多变。如《方山子传》、《郭忠恕画赞》等,撇开对传主生平的介绍,只抓住几个细节来展示主要的性格特征,笔墨简洁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功力。苏东坡的书序内容不外是叙人物、论文学,然而毫不拘泥,正如在《南行前集叙》中所指出的,他的作品皆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为之”。他的《六一居士集叙》从历史角度评价了欧阳修的影响和地位,说他“论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苏东坡的哀祭文情韵幽咽,凄恻感人,从俯仰呜咽声里可以体会到作者丧失亲人的悲痛,如《亡妻王氏墓志铭》、《祭欧阳文忠公》等名篇。

  最能够体现苏东坡的生活情趣和智慧灵光的是那些博人会心一笑的随笔、书简、题跋、寓言等。他们是东坡最可爱者,“使尽去之,而独存其高文大册,岂复有坡公哉!”(袁宏道《苏长公合作引》)这些作品是他性格升华、思想的结晶。它们的内容极其广泛,或抒人生感慨,或讲身边琐事,或述风土人情,突现了一个历经磨难而旷放豁达的坡公。艺术上体现出信手拈来,漫笔写成的特点。譬如在他的一则“信笔自书”中说了这样一个故事:

  “覆盆水于地,芥浮于水,蚁附于芥,茫然不知所济。少焉,水洄,蚁即径去。见其类出涕曰‘几不复与子相见!岂知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乎?’”

  这其实是一则寓言。苏东坡晚年遭贬海南儋州,他自认为无生还希望,“环视天水无际”,感叹道:“何时得出此岛耶?”在千思百虑,不得其解的时候,他突然从大自然中领悟到“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 能写出这种奇思妙想实在是坡公的造化,是他超然处世的心态帮了他。其它像《三老人论年》、《二红饭》、《记赵贫子语》、《二措大言志》等随笔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有着哲学的和情感的深度。他的书简,如《答秦太虚书》、《与侄孙之老》、《与谢民师推官书》等篇也都是娓娓写来,真情坦露,文如其人。他的题跋,如《评韩柳诗》、《书吴道子画后》、《题杨朴妻诗》也都是篇幅精短,内容丰富,寥寥数笔中就取得了神采飞动的效果。

  以上所说是为了介绍内容的方便而进行的分类简述,实则苏东坡的散文个性是一致的,都是从作者性灵中流出,如行云流水,随物赋形,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正如《自评文》所言:“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此乃作文最高境界。

  苏东坡的文学创作理论始终没有形成理论专著,而散见于他的散文、随笔,或者诗词当中,是其在总结前人艺术理论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形成的体会和经验,有独到之处。在前面的论述中虽已经有所涉及,但未作专门的讨论。本节试图从他的诗论、词论、文论诸方面加以阐述。

  苏东坡的诗论最多。他从诗歌的社会作用、艺术规律、风格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提出了“有为而作”、“诗贵传神”、“天工”、“清新”、“枯淡”等观点。

  “有为而作”是指诗歌要有揭露现实弊病的内容,要有诊治和挽救社会的作用。他赞扬颜太初的文章:“先生之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可以伐病。”这也是针对当时诗歌创作中“好奇务新”,脱离社会现实的倾向而提出的,是他“有为而作”的体现。

  他的“诗贵传神”理论包含了两层含义:一、诗歌要抓住事物的精神实质,表现出事物的个性特点。如在《评诗人写物》一文中说: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休《白莲花》诗云:“无情有恨何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莲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以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也。

  这里的赞赏的三首诗,都反映出不同事物的特性,写出不同事物的内在神韵。“其叶沃若”是桑树所特有的神态:咏梅不会认为是咏桃李;咏白莲也决不同与咏红莲。他批评石延年诗,不是因为词语不工,而是说他不懂写物传神的道理,把红梅比桃杏,认为区别只在于青枝绿叶的有无,专务形似。二、要表现作者的神情意趣,通过作者对客观事物的感受、联想,达到“境与意会”,然后捕捉最能表现诗人神情意趣的物象加以描写,创造出一种耐人寻味的情景交融的意境。如《题渊明饮酒诗后》中的评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索然矣。”采菊东篱,无意望山,而偶然抬头,南山恰巧被他看到,于是发为吟咏,才达到如此情景交融的境界。苏东坡之所以强调“望”字不及“见”,是因为“见”字既描绘出了自然景物的幽静的神态,也表现了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

  苏东坡认为,诗歌天工、清新才美。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诗中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天工是指自然入妙,浑然天成,自然地表达事物的个性和人物的思想情感。清新是指诗格清绝,气韵清美,又要有新意。这些前人都有所论述。

  苏东坡的枯淡论是其独创,主要表现在对陶、柳一派诗的评论上,如《评韩柳诗》一文: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其中边者,百无一二也。”

  这是直接提到“枯淡”之处,也是对“枯淡”的最直接解释。“外枯而中膏”,是指诗表面上平淡无奇,而表现的内容是很丰富的;“似淡而实美”,是指外形质朴而实际上蕴藏着华美的文采。他提示了平淡诗风中内与外、浓与淡之间的辩证关系。

  苏东坡的词论较之诗文言论要少得多,主要表现在对词的性质的认识,对词派风格的创新,以及如何看待词与声律的关系等问题上。他认为词是一种协音律的长短句诗,在《祭张子野文》中说“颁示新词,此古人长短句诗也。得之惊喜,试勉继之”,说明词与诗的关系。他主张词有不同的风格,在《与鲜于子骏书》中说“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他“以诗入词”,创立了豪放派词,为单一的词坛刮了一阵强劲的狂风。在词和声律的关系问题上,他首先是主张词就声律的,为了适应所表达的内容,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打破原来声律的限制。从词的发展角度看,这些观点都有积极创新的意义。

  苏东坡的文论有继承,也有发展。在散文的思想内容及社会作用上,他和唐宋其他古文家一样,主张“以体用为本”,要求文章反映现实,揭露社会生活的矛盾,要补于世而适于用。在散文的创作规律上,他主张“文以达意”。他认为“达意”必须以意为先,“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策略一》),然后“词至于能达”,使“文”和“意”统一起来。在散文风格上,他崇尚自然畅达,反对“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前面所引的《与谢民师书》和《自评文》中都有所论及;他还主张风格的多样化,鄙弃王安石“好使人同己”,提倡不同作者有不同表现。

  苏东坡所提及的文学见解,有很多是学习前人的成果,但是他并未受它的局限,从自己的文学创作实际出发,对创作中的问题进行探索,才有了自己的创见。这些见解至今还具有启示作用。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东坡一生贬谪,一生写作,虽然他自言“平生文字为吾累”,可他是“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他的作品是时代的呼声,内心的呐喊,一生心血的结晶。他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

  他非常重视文学人才的发现和培养,除了“苏门四学士”外,他还热情向不少后辈传授自己的写作经验,扩大自己的文学影响。他的诗、词、文对后世的影响更为深远和复杂。苏诗为明代公安派作家推崇,借以反对“诗必盛唐”的前后七子。清代的钱谦益、查慎行也都受苏东坡的影响。他所创立的豪放词派为南宋大词人辛弃疾所继承,在辛弃疾前后涌现了一大批爱国词人,如张元干、张孝祥、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形成了属于豪放派的辛派词风,直到清代,陈维崧、蒋士铨等人都效法苏辛。至于苏东坡的散文也为后世文章家所崇尚。他的小品文在文学上影响更大。明代公安派在标举“独抒性灵”反对拟古主义时,就从苏东坡的《东坡志林》中学习抒情小品的写作。在清代袁枚、郑板桥的散文中,也可以找到承袭的线索。

  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林语堂语)这还不能道尽他的全部,只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大文豪、大学者。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学创作,留下自己的欢欣和忧戚,以自己完美的人格和充塞宇宙的才气,感染和熏陶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和学者。